南北朝时，我国处于两大政权割裂坚持的状况，两边暗里虽然互相以索虏和岛夷讥称对方，或贬低斥责对方是伪政权；但是，当南北通和，遣使交聘来往时，互相的邦交联系却是对等的。南朝与北朝在外交上互相承以为对抗之国，在招待交聘使节的标准上，比其它的藩国使者来得高，国书的称谓上也是遵从敌国之礼，两国国君是处于对等的位置。传世的北魏太武帝《与宋主书》因颇有删省，已看不到书首的称谓语及书末的署名，但从内文里常见之彼我、互相对举的用法，如“我往之日，彼作何方计，为堑城自守，为筑垣以自障也？”其间“彼”是指宋文帝，“我”则是北魏太武帝的自称，可知两边是立于对等的位置在对话。

　　这种彼、我相对的用语，在梁与东魏通和时仍被运用，国书中常写着：“想彼境内安静，此率土安和。”这以后，梁武帝去掉了“彼”字，只自称“此”，以表明不见外的意思。东魏在报答国书时，又将“此”去掉，改成“想境内清晏，今万国安和”，进一步消弭了“彼”和“此”在字面上所发生的仇视感。这个套语后来也被梁朝选用，成为南北国书来往依循的体式。

　　不过，这种良善的互动联系，在陈后主时却被浪费了。隋文帝篡北周后，大举发兵攻击南朝，听闻陈宣帝逝世，当即班师回朝，并遣使吊唁。在国书结尾，隋文帝以敌国之礼署名杨坚磕头，陈后主的答书却倨傲地说：“想彼统内如宜，此世界清泰。”(《南史·陈本纪》)

　　无礼之处不在于彼、此的对举，而是“统内如宜”与“世界清泰”之间的境地落差。“统内”所指的边境远不如“世界”来得广阔，“如宜”的治绩也无法望政治“清泰”的项背。这事惹得隋文帝适当不高兴，底下的臣子以为君主遭到凌辱，纷繁上表恳求出动军队征讨。陈后主徒逞翰墨之快，却未料到反而加快了亡国的脚步。

　　华夏王朝一贯以上国自居，视四方诸国为蛮夷之邦，诸国遣使朝贡的国书中若卑辞阿谀，满意上国平绥四海、协和万邦的虚荣心，我国往往予以嘉勉受纳。例如北魏神龟年间(518～520)，波斯遣使到我国，在国书中说：“大国皇帝，天之所生，愿日出处常为汉中皇帝，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祭奠。”(《魏书·西域传》)

　　波斯国王居和多信奉北魏皇帝是大国皇帝，天命所锺，并祝福国祚久远，其下由国王签字，附以“千万祭奠”的礼告敬辞，明显地下降自己的姿势。波斯遣使的恭顺情绪遭到北魏的嘉纳，尔后得以常遣使节到北魏朝献。

　　国书中的称谓，一般是由两国互动、协议而达到一致，当两国处于仇视竞赛的态势，称谓因触及国家的主权与位置，稍有不小心，极易引发抵触。但是，关于地处偏僻的小国，只需他们乐意卑辞称藩进贡，虽然用了一些当地性的、宗教性的词语称号我国皇帝，好像也不致引起争议。

　　例如南朝宋时，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称宋帝为“常胜皇帝陛下”(《宋书·夷蛮传》)，并将他比附为释教的大悲救世主，五体礼敬，稽首问讯。其它林林总总的称法如下：宋国大主大吉皇帝足下、大宋扬州大国大吉皇帝、谨白大宋明主。宋朝时，于阗国的国书也很特别：“于阗国偻罗有福力气知文法黑汗王，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。”(《宋史·外国传》)

　　在长长的称谓中，肯定没点出宋朝皇帝或皇帝，而是以较为素朴的概念作称号，如田地主、大官家，风趣的是，竟还向宋朝皇帝攀姻亲联系，叫了一声“汉家阿舅”。四方夷国遣使来朝，只需情绪恭顺，泱泱大国的皇帝对这些特异称谓也就不多计较了。

　　宋朝时，宋、金之间的外交联系数变，在两边的国书称谓上也有所反映。初时，两边为对等敌国，国书的首先为“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”或“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”(《大金吊伐录校补》)。钦宗时，因为金、宋之间为伯侄联系，因而，国书中便见“侄大宋皇帝桓谨致书于伯大金皇帝阙下”，“桓”为钦宗的姓名，作为后辈，连皇帝名讳都须附上了。最终，钦宗向金国屈服，降表中一开端即称“臣桓言”，结尾则是“天会四年十二月日，大宋皇帝臣赵桓上表”，连编年都改奉金国的正朔，实道尽亡国之君的无法与悲痛。